徽州遇见扬州 共绘双城华章

一条新安江，半部徽商史；一脉大运河，千年扬州梦。徽州与扬州，一个位于皖南群山，一个地处江淮水畔，看似山水遥隔，却因水陆相连而血脉相通。自明清以来，两地交流日益频繁，不仅缔造了“无徽不成镇”的徽商传奇，更让双方的文化、建筑、饮食在交融中熠熠生辉。徽州遇见扬州，这是一段关于财富与智慧的故事，也是一曲山河共奏的文明交响。

水陆连古今，共筑商业繁荣之路

新安江与大运河，曾是串联徽州与扬州的“黄金水道”。徽商们依托新安江水系，将茶叶、木材、文房四宝等徽州特产源源不断运往扬州，再通过运河网络分销全国，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版图；同时，徽商们敏锐地把握扬州作为两淮盐业交易枢纽带来的发展机遇，开始经营盐业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据清代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，徽州人在扬州经商的就有马、鲍、郑、巴、江、黄、吴、徐、程9个家族，81人。这些徽商中，不少人在两淮被称为“首商”或“总商”，他们的财富之巨，连乾隆皇帝都自愧不如。

正是通过这样的商业往来，徽州与扬州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：徽商们不仅为扬州带来了商品，更将徽文化融入了扬州的城市肌理；扬州的盐业财富与江南文风一同溯流而上，滋养了徽州的民居与书院。

建筑共匠心，同绘粉黛交融之美

园林是徽州人写给扬州的“情书”。徽商们富甲天下，各竞巧思广置宅园，形成了扬州园林遍地开花、异彩纷呈的城市景观。徽商们在瘦西湖畔挥金筑园时，既带来了徽州民居的质朴清逸，又融入了江南园林的温婉灵秀。

祁门人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修建的小玲珑山馆，青竹与太湖石相映成趣，其中的丛书楼藏有10万多册图书，有“藏书甲东南”之誉；歙县人徐赞侯修建的“石壁流淙”，是《红楼梦》中怡红院的原型；除此之外，还有筱园、休园、影园等。这些园林不是简单的徽派复制，而是徽商对第二故乡的深情诠释——他们用粉墙黛瓦勾勒扬州的天际线，以漏窗框取江南的四季，让每一座园林都成为文化交融的见证。

文脉相辉映，共育江左学风之盛

徽商们深知，真正的富贵不在金玉满堂，而在“以文传家”。于是“贾而好儒”的徽商们开始在扬州建书院、兴诗社、蓄戏班、印图书、藏古籍、研经史，大兴文化教育事业。此举不仅促进了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，也推动了扬州文化的繁荣，成就了徽州与扬州两座文化名城交相辉映的佳话。

江春，歙县江村人，是乾隆朝显赫一时的扬州盐商代表，对于诗文艺术有着浓厚的爱好，经常以文会友，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，如钱陈群、郑燮、戴震、沈大成、金兆燕、蒋士铨等。江春还招引戏曲人才，组建戏曲家班。他蓄养了德音、春台两个家班，其中春台班与三庆班、四喜班、和春班合称“四大徽班”，于1790年从扬州进京演出，唱响了中国国粹京剧诞生的前奏。

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不仅是著名的两淮盐商，也是著名的藏书家、诗人。二人好古博雅，主持扬州诗坛数十年之久，人称“扬州二马”。马曰琯曾与四方名士结成“邗江吟社”，对学术文化发展贡献卓著。乾隆三十七年，朝廷开设四库馆，下诏征求民间藏书，马曰琯向朝廷献藏书776种，为全国私人献书之首。

徽商崇教兴学，在扬州修建和资助了多家书院。汪应庚曾捐资五万金重修扬州府学，马氏出重金重建梅花书院。当时扬州三元坊的安定书院、府东的资政书院、府西的维扬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，都是以徽商的财力为支撑。在徽商们的罗致下，各地文人如鱼趋水，云集扬州，使扬州成为引聚人才的高地，一时之间“扬州学派”兴起，开清朝一代学术风气之先。

烟火同滋味，并绽舌尖风味之华

饮食之道最见性情。徽菜与淮扬菜虽然源流不同，却在岁月长河中激荡出独特的味觉涟漪。

徽菜重油重色、善烹火腿干货的特色，为追求清淡本味的淮扬菜提供了新的调味和提鲜思路；而淮扬菜精致的刀工、巧妙的调味，又将臭鳜鱼、毛豆腐等徽州名菜雕琢得愈发精细。加上徽州与扬州频繁的商贸往来，使得两地的珍馐美味得以自由流动：扬州的江鲜游进徽州的厨房，徽州的山珍登上扬州的华筵，在锅铲与砧板的交响中，谱写出了一段味觉的协奏曲。

徽商的宴席更是两大菜系交融的催化剂。明清扬州的徽商崇尚风雅，讲究体面的饮食生活，他们重金聘请淮扬名厨，投入巨资改良菜品，将选料、刀工、火候、造型、器皿、排场等推向极致。闻名遐迩的“红楼宴”，便是在淮扬菜基础上，融入徽商对精致的追求，最终成就了饮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徽商的宴席不仅是味觉的盛宴，更是文化的展演，像一条无形的纽带，将徽州的青山、扬州的流水、盐商的传奇、厨师的匠心，编织成了一幅流动的文化长卷。这或许就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所在——它从不固守一方水土，而是在交流中焕发新生，在交融中走向永恒。

大运河还在流淌，新安江依旧清澈。徽州与扬州的联系，持续了六百年，至今未绝。从过去徽商的盐业风云，到如今两地文旅产业的深度合作，徽州与扬州正以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底蕴，共同书写新时代的“双城记”，让这段跨越山水的对话，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。